二

  游士林記得梁漱溟先生說過：「要本著自己的思想去實行、去實踐。」他認真、誠實地做自己，他真實坦蕩，他的言行舉止都在別人不反對而自己又不反感的情況下發生。他並不願意與人直接發生爭執，能避免就避免，能逃避就逃避，這不是因為他害怕別人，而是他怕麻煩，不肯用粗鄙野蠻的方式對待別人。

  當然，在必要時，他也會勉強自己刻意去做一些讓別人滿意討別人喜歡的事情。在思想方面他比別人自由得多，差不多完全獨來獨往，但他的行事並不比人家更大膽，完全符合風俗禮教的約束，而使人說不出他的壞話，甚至認為他是安守本分的人，有讓人尊敬的良好道德。

  游士林覺得自己再普通不過了，可是違背了自己的本心去做事，他實在做不來，也堅持不下去。他不認同的事情，他不屑於去算計。他不是沒有心機，如果高興的話他也蠻有城府。

  只是他不想這樣，不喜歡的人和事躲開了好了，何必再去浪費精力，在雞零狗碎的利益裡面糾纏不清。這樣他在學校里就沒有辦法去糊弄，也掩藏不了自己的真實想法。

  如此一來，他糊塗了，他怎麼能跟那些與他信仰不一樣的人一起叫喊一起工作呢？那是他們的要求，又不是他的要求，關鍵是他並不認可那些要求，他怎麼變成了另外一個人呢？在這個團體裡，他的意識和意志都不見了，這一點使他又驚愕又慌張，難道他竟不能思想嗎？這是一個令他非常煩惱的問題。

  游士林看到自己的工作與自己的目的不相符，有時候甚至是背道而馳。他對自己認真參與、投入了極大熱情的鄉村建設越來越感到懷疑和失望。

  中國的出路到底在哪裡？日本侵略軍已越過山海關，在華北增兵至兩萬人，侵占了北寧鐵路沿線地區。日軍強征大批中國人修築軍事設施，工程竣工後屠殺中國人，拋屍海河或荒郊野外。日本軍隊的飛機不斷在平津上空呼嘯掠過，經常舉行軍事演習。華北五省已危在日夕，中華民族處在生死存亡的關頭，整個華北已經安不下一張平靜的書桌。游士林不認可國民黨政府對日退讓、「攘外必先安內」的政策，作為一個中國人自然而然地愛自己的國家和民族的本能發動了，他萌發了抑制不住的血性，包容、默許了他的學生自發的愛國行動。

  學校里當然少不了加入了國民黨的教員和學員，有人早就看不慣游士林，一心想將他的校長之位取而代之，可是無奈一直沒有找到他的差錯。他有才幹，學校就是他張羅起來的，工作開展得也不錯。如今游士林遮蓋不住自己心中的思想，公然消極應對政府，放任學生的革命行動，有心人自然不會放過這個機會，就把他的情形悄悄打了小報告。於是他受到嚴厲訓斥，說他本末倒置，說他在這兒的工作第一要務就是教育群眾信奉黨國。他極不服氣地聽著這些教訓，終於忍受了，因為他也害怕政府把他看做共產黨來對付他，把他抓起來關進監獄裡。他能有什麼話和他們說呢？他們三句不離本行，翻來覆去永遠都是「一個主義」、「一個政黨」、「一個領袖」，他實在受不了。

  「你覺得這樣有勁嗎？」游士林常常這樣問自己，答案是顯而易見的。政府內彼此的猜忌與黨派間的仇視以及爭權奪利，使他感到非常心累而又厭惡。

  學校里當然還有隱蔽起來的共產黨員，早就注意到他，就接近他，拉他加入了共產黨領導的讀書會，向他揭露國民黨政府統治的陰謀和內部矛盾，結合時事向他宣傳馬克思主義理論，於是他成了國共兩黨爭奪的對象。在這場爭奪中，游士林作為校長，占據了一個比較重要的位置，根本沒有辦法逃避了，去做一個中間派或者做一個置身事外的人，這兩者之間沒有中間位置可以讓他站，都不退讓，不是你死就是我活，許多人都被莫名其妙地裹挾了進去。

  鄉村工作者不能一心一意地把自己的思想落實到實踐里，反而落入了黨派鬥爭之中，正事反而很不容易實行。這種情況也不是梁漱溟先生最初能預料到的，他根本不想這樣，可是他也沒有辦法，因為他的鄉村建設就仰賴於韓復榘政府的支持。「如果能像盧作孚先生那樣經濟自籌自主，在四川北碚搞的鄉村現代化，就好了。」面對自己的困境，梁漱溟先生也忍不住這樣想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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