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審應覽·離謂》講析

  說話，是用以表達意思的。說話與意思相分離，就凶危了。亂國的習俗，是流言很多，且不顧事實，拼命用語言相互詆毀，或用語言相互恭維，詆毀的和恭維的各自結成朋黨，眾口喧囂，氣勢沖天，賢的與不肖的混雜不分，這樣來治理國家，賢明的君主尚且迷惑，又何況是不肖的君主呢？

  迷惑人的禍患是，自己不感到迷惑，所以在迷惑中自認為清醒，在昏昧中自認為明白。亡國的君主，不認為自己迷惑，所以桀、紂、幽、厲是相同的。這樣，滅亡了的國家，是沒有其他道路可走的。

  鄭國很多人把新法令懸掛起來，子產命令不要懸掛法令，鄧析就對新法加以修飾。子產命令不要修飾新法，鄧析就把新法弄得很偏頗。子產的命令無窮無盡，鄧析對付的辦法也就無窮無盡。這樣一來，可以的與不可以的就無法辨別了。可以的與不可以的無法辨別，卻用以施加賞罰，那麼賞罰越厲害，混亂就會越厲害。這是治理國家的禁忌。

  所以，如果善辯但卻不符合事理就會奸巧，如果聰明但卻不符合事理就會狡詐。狡詐奸巧的人，是先王所懲處的人。事理，是判斷是非的根本啊。

  洧水很大，鄭國有個富人淹死了，有個人得到了這人的屍體。富人家裡請求贖買屍體，得到屍體的那個人要的錢很多。富人家裡把這情況告訴了鄧析，鄧析說："你安心等待。那個人一定無處去賣屍體了。"

  得到屍體的人對此很擔憂，把這情況告訴了鄧析，鄧析又回答說："你安心等待。這人一定無處再去買屍體了。"

  那些詆毀忠臣的人，與此很相似。忠臣沒有功勞不能得到人民擁護，就拿他們沒有功勞不能得到人民擁護詆毀他們，他們有功勞得到人民擁護，就又拿他們有功努得到人民擁護詆毀他們。君主中沒有原則的，就無了解這種情況。

  無法了解這種情況，難道不是很可悲嗎？比干、萇弘就是因此而被殺死的，箕子、商容就是因此受到猜疑的，范蠡、伍子胥就是因此而泛舟五湖、流屍干江的，生死，存亡、安危，都由此產生出來了。

  子產治理鄭國，鄧析務必刁難他，與有官司的人約定，打大的官司要送一套長袍，打小的官司要送一套短衣褲，人民送衣送褲來學打官司的，數也數不清。把錯的講為對，把對的講為錯，對錯沒有標準，可以與不可以的標準天天在變。希望獄訟勝的，就讓他取勝，希望人獲罪的，就讓他獲罪，鄭國因此大亂，人民一片譁然。

  子產很擔憂，於是殺掉鄧析，這樣，民心才服，是非才定，法律才能施行。

  現在的人，大多都希望治理國家，但又不誅殺像鄧析一類的人，這正是希望大治而更加混亂的原因。

  齊國有個侍奉人的人，所侍奉的人遇難他卻不殉死。這人在路上遇到熟人，熟人說："你果真不殉死嗎？"

  這個人回答說："是的。凡是侍奉人，都是為了謀利。殉死不利，所以不殉死。"

  熟人說："您選樣還可以見人嗎？"

  這個人回答說："你認為殉死以後倒可以見人嗎？"

  這樣的話他多次傳述。不為自己的君主上司殉死，是非常不義的，可是這個人還振振有詞。憑言辭不足以決斷事情，是很清楚的了。言辭是思想的外在表現，欣賞外在表現卻拋棄思想，這是糊塗的。所以古人懂得了人的思想就用不著聽他的言語了。聽別人講話是要通過其言語觀察其思想。聽別人講話卻不了解他的思想，那樣的言語就與乖戾之言沒有區別了。

  齊國有一個叫淳于髡的人，用合縱策略勸說魏惠王。魏王認為他說得很好，套了十輛車，將派他出使荊國。

  當淳于髡告辭起行時，又用連橫政策略來勸說魏惠王，魏王於是就停止了這次出行。

  既讓合縱的主張落實，又讓連橫的主張落實。這樣，他才能多不如才能少，他有辯才不如沒有辯才。周鼎上鑄刻著巧匠垂的圖像卻讓他咬斷自己的手指。先王以此來表明太大的智巧是不可取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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